包含的内容,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,与皇帝共治天下,强调个人的道德气节修养,强调华夷之辩这样的学术主流思想;但是另一方面,却也提出了许多的新概念,并且格外的重视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。虽然这是孟子早就提到过的,而当时自王安石以下——特别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“经术派”,对孟子都非常的崇敬,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,但是毕竟石越的提法更加的清晰,因此也格外的显眼。而在某些事情,例如三年之丧,石越更是提出“贵在心哀,而不在于形式”这样的思想,只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讨论。
凭着谨慎的个性,石越在他不能准确判断形势之前,并不敢轻易抛出这部书来。他需要这部书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誉,而不是巨大的争议。新的思想只能慢慢的提出来,首先必须要让士大夫中的杰出之辈能够接受,这是石越的一个宗旨。
在十二月初,石越请了十几个老先生来专门审查这部书中是否有犯忌触讳之处,然后自己和唐棣等人反复讨论,希望可以把握一下当时代的人对一些事情能够接受的感情底线,最后终于还是做了一次修改,把三年之丧之类的内容中关于批判的部分删掉,只提出一些委婉的倡议。
唐棣等人对石越如此持重几乎是不能理解,他...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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