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的大商人和海商主要征收钞关税和番舶抽分(列入杂色项目之内),分别为34万两和7万两,两项总和仅占全国总收入的%左右,约为帝国来自土地收入的1/90。
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,明代末年,在朝廷官员和士绅阶层的掩护下,国家根本无法从商人集团的发迹中获得更多经济上的好处,因此出面支持对外扩张和贸易掠夺的“决心”和“意志”明显不足。
晚明的几位皇帝对于海上贸易和扩张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。虽然嘉靖时期统治者解除了海禁,海上私人贸易被合法化,但是大明朝廷不但没有形成以国家的名义对外扩张的企图和欲望,而且对于中国海外的贸易势力,也不给予任何支持。
简单来说,大明政府没有从这种海外贸易中获得足够的利益,因此对这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则视为麻烦和累赘;虽然西班牙人屠杀了2万5千华人,但毕竟这些华人并不在明朝本土。
而与西班牙人交恶的后果,明朝万历皇帝和官吏是看得很清楚的——明朝巡抚南居益认为:“夷舟坚铳大,我舟当之无不糜碎。即有水犀十万,技无所施。”
明军将领朱文达认为:“红夷勇鸷绝伦,战器事事精工,合闽舟师,不足撄其锋。”
也就是说,明朝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这些海外华人引起边境动荡,因为为这些海华华人出头并没有什么实际好处,反而可能导致与西班牙人的战争。
不过虽然力有不逮,但明朝也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表示,虽然做的并非完善,但至少是负责任,有担当的。而1639年菲律宾西班牙人第二次屠杀华人距离崇祯皇帝殉国只有五年了,明朝政府已经内忧外患,无力声讨了。可见中国之强弱,与海外华人也关系菲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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